学术环境急需净化，北大此举理应获得支持，不过在笔者看来，倒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其示范效应。与常见的抄袭纠纷相比，于艳茹事件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特征。其一，于艳茹论文的大量内容系对国外论文的直接翻译，抄袭手法太过明显；其二，于艳茹抄袭事件首先是被其论文发表的学术期刊《国际新闻界》率先公开，并被给予包括通报所在单位等在内的三项处罚。换言之，在处理于艳茹抄袭问题上，北大必须回应。忽略了这些前提条件和个案因素而为其此次处理方式简单叫好，多少有失严谨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北大不重视对学术抄袭的处理，相反笔者相信每所正直的大学都会对抄袭深恶痛绝，但为何很多抄袭事件却一拖再拖、最终不了了之呢？不排除某些大学存在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心理，因为担心影响学校声誉而不愿意承认抄袭，但更普遍的原因在于，鉴定抄袭本就是件学术层面的事情。且不说严谨的调查耗时耗力，需要众多专家参与，一旦调查结论有利于涉事嫌疑人，更是很难让举报方乃至社会舆论信服。耗时耗力可能还得不到承认，面对抄袭举报，大学选择装聋作哑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有鉴于此，要想真正净化学术生态，刹住学术抄袭之风，最关键的是要对现行的学术不端鉴定机制进行改革。当相关举报出现，要改变目前由大学或学术机构内部调查并给出处罚意见的常见做法，而应该把调查鉴定的权力转移到权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很类似医疗事故鉴定——鉴定过程不是由医疗机构自己主持，而是由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，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。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大学从不敢调查、不愿调查学术抄袭的怪圈中解脱出来，另一方面，也迫使大学不得不对被认定为抄袭的当事人作出处罚。

回到于艳茹事件中，如果没有《国际新闻界》对其论文抄袭行为调查确认在先，北大是否会像现在这样做出撤销其博士学位的处罚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很显然，《国际新闻界》的行为客观上推动了这一事件的发展。在某种意义上，《国际新闻界》此次承担的正是第三方机构的作用，尽管在这起事件中，它并不是真正的第三方。我们所说的第三方，应该更加独立、权威，最好是在教育行政部门主管下独立开展工作的专业性机构。